诡使

  圣人之所以为治道者三:一曰“利”,二曰“威”,三曰“名”。夫利者,所以得民也;威者,所以行令也;名者,上下之所同道也。非此三者,虽有不急矣。今利非无有也,而民不化上;威非不存也,而下不听从;官非无法也,而治不当名。三者非不存也,而世一治一乱者,何也?夫上之所贵与其所以为治相反也。

  夫立名号,所以为尊也;今有贱名轻实者,世谓“高”。设爵位,所以为贱贵基也;而简上不求见者,谓之“贤”。威利,所以行令也;而无利轻威者,世谓之“重”。法令,所以为治也;而不从法令为私善者,世谓之“忠”。官爵,所以劝民也;而好名义不进仕者,世谓之“烈士”。刑罚,所以擅威也;而轻法不避刑戮死亡之罪者,世谓之“勇夫”。民之急名也,甚其求利也;如此,则士之饥饿乏绝者,焉得无岩居苦身以争名于天下哉?故世之所以不治者,非下之罪,上失其道也。常贵其所以乱,而贱其所以治,是故下之所欲,常与上之所以为治相诡也。

  今下而听其上,上之所争也。而惇悫纯信,用心怯言,则谓之“窭”。守法固,听令审,则谓之“愚”。敬上畏罪,则谓之“怯”。言时节,行中适,则谓之“不肖”。无二心私学吏,听吏从教者,则谓之“陋”。

  难致,谓之“正”。难予,谓之“廉”。难禁,谓之“齐”。有令不听从,谓之“勇”。无利于上,谓之“愿”。少欲、宽惠、行德,谓之“仁”。重厚自尊,谓之“长者”。私学成群,谓之“师徒”。闲静安居,谓之“有思”。损仁逐利,谓之“疾”。险躁佻反覆,谓之“智”。先为人而后自为,类名号,言泛爱天下,谓之“圣”。言大本,称而不可用,行而乘于世者,谓之“大人”。贱爵禄,不挠上者,谓之“杰”。下渐行如此,入则乱民,出则不便也。上宜禁其欲,灭其迹,而不止也,又从而尊之,是教下乱上以为治也。

  凡所治者,刑罚也;今有私行义者尊。社稷之所以立者,安静也;而躁险谗谀者任。四封之内所以听从者,信与德也;而陂知倾覆者使。令之所以行,威之所以立者,恭俭听上;而岩居非世者显。仓廪之所以实者,耕农之本务也;而綦组、锦绣、刻画为末作者富。名之所以成,城池之所以广者,战士也;今死士之孤饥饿乞于道,而优笑酒徒之属乘车衣丝。赏禄,所以尽民力易下死也;今战胜攻取之士劳而赏不霑,而卜筮、视手理、狐虫为顺辞于前者日赐。上握度量,所以擅生杀之柄也;今守度奉量之士欲以忠婴上而不得见,巧言利辞行奸轨以幸偷世者数御。据法直言,名刑相当,循绳墨,诛奸人,所以为上治也,而愈疏远;謟施顺意从欲以危世者近习。悉租税,专民力,所以备难充仓府也,而士卒之逃事伏匿、附托有威之门以避徭赋而上不得者万数。夫陈善田利宅,所以战士卒也,而断头裂腹、播骨乎平原野者,无宅容身,身死田亩;而女妹有色,大臣左右无功者,择宅而受,择田而食。赏利一从上出,所善制下也;而战介之士不得职,而闲官之士尊显。上以此为教,名安得无卑,位安得无危?夫卑名位者,必下之不从法令、有二心无私学反逆世者也;而不禁其行、不破其群以散其党,又从而尊之,用事者过矣。上世之所以立廉耻者,所以属下也;今士大夫不羞污泥丑辱而宦,女妹私义之门不待次而宦。赏赐之,所以为重也;而战斗有功之士贫贱,而便辟优徒超级。名号诚信,所以通威也;而主掩障,近习女谒并行,百官主爵迁人,用事者过矣。大臣官人,与下先谋比周,虽不法行,威利在下,则主卑而大臣重矣。

  夫立法令者,以废私也。法令行而私道废矣。私者,所以乱法也。而士有二心私学、岩居 路、托伏深虑,大者非世,细者惑下;上不禁,又从而尊之以名,化之以实,是无功而显,无劳而富也。如此,则士之有二心私学者,焉得无深虑、勉知诈与诽谤法令,以求索与世相反者也?凡乱上反世者,常士有二心私学者也。故《本言》曰:“所以治者,法也;所以乱者,私也。法立,则莫得为私矣。”故曰:道私者乱,道法者治。上无其道,则智者有私词,贤者有私意。上有私惠,下有私欲,圣智成群,造言作辞,以非法措于上。上不禁塞,又从而尊之,是教下不听上、不从法也。是以贤者显名而居,奸人赖赏而富。贤者显名而居,奸人赖赏而富,是以上不胜下也。 


译文

  圣人用来作为治理国家的措施有三种:第一是利禄,第二是威权,第三是名望。利禄是用来赢得民众的,威利是用来推行政令的,名称是君臣共同遵行的准则。除了这三种,即使还有别的措施,也不是急需的了。现在利禄不是没有,民众却不受君主感化;威权不是不存在,民众却不去服从;官府不是没有法令,但办事时却没有严格按照明文规定。这三种措施不是不存在,但社会有时安定,有时混乱,为什么呢?是因为君主推崇的东西和他用来治理国家的措施相违背。

  设立名位称号,本是用来表示尊贵的,而现在有人轻视名位和实权,世俗却称赞他们高尚。设立爵位等级,本是用来作为区别贵贱基本标准的,但是对君主傲慢而不愿求见的人,世俗却称赞他们贤明。威利是用来推行政令的,而对于那些无视利禄和轻视权威的人,世俗却称赞他们庄重。法令是用来治理国家的,但对于那些不遵从法令而为私门效劳的人,世俗却称赞他们忠诚。官爵是用来勉励民众的,但对于那些追求声誉而不肯做官的人,世俗却称赞他们是有气节的人。刑罚是用来独揽威严的,但对于那些无视法令、不怕刑杀的亡命之徒,世俗却称赞他们是勇士。民众急于追求名声,超过了追求实利;这样,一些沦落到饥饿贫困境地的士人,哪能不隐居深山折磨自己以便在天下挣得名声呢?所以,社会得不到安宁的原因,不是下面的罪过,而是君主失去了治国的原则。君主常常尊重那些造成祸乱的行为,而轻视那些能使社会安定的措施,因此下层人士向往的,就经常和君主应该用来治国的措施背道而驰。

  现在让臣子听从君主,是君主的当务之急。但对于忠厚老实、纯朴诚信、做事专心、说话谨慎的行为,却被说成是贫陋无礼。严格遵守法度,认真听从政令,却被说成是愚笨。尊敬君主,害怕犯罪,却被说成是胆小。言论适合时宜而有分寸,行为符合法治而恰如其分,却被说成是没有出息。对君主没有二心而不从事私学,听从官吏而遵循教化,却被说成是浅薄。

  不接受君主的召唤,却被称为正直。不接受君主的赏赐,却被称为清廉。不接受君主的制约,却被称为平等。有令不听从,却被称为勇敢。对君主毫无益处,却被称为厚道。缺乏上进精神,为人与世无争,善于行德施惠,却被称为仁义。为人持重而妄自尊大,却被称为长者。私立学派,结帮成群,却被称为师徒道统。沉默寡言,安于现状,无所事事,却被称为善于思考问题。损害道义,追逐私利,却被称为机灵。凶险浮躁,反复无常,却被称为聪明。主张先人后己,对官爵高低同等看待,宣扬泛爱天下的,却被称为圣人。鼓吹一般原则、根本规律,理论站得住而实际不可用,干起事来悖于社会常法的,却被称为是伟人。轻视爵位俸禄,不服从君主统治的,却被称为俊杰。臣下习染这种风气到如此地步,在内就会扰乱民众,出外就会不利于祖国。君主本该禁止他们的欲望,废除他们的非法活动,这样尚且阻挡不住,还要去推波助澜尊重他们,这是教导臣下犯上作乱,还想达到天下大治。

  总的说来,君主用来治理国家是靠的刑罚,而现在自行其是的人却得到尊重。国家得以维系是靠的社会安定,而现在浮躁凶险、搬弄是非、阿谈奉承的人却受到任用。全国民众服从君主而令行禁止,靠的是信义和德行,但现在那些狡猾奸诈而惯于诬馅倾轧的人却得到使用。法令得以实行,威严得以树立,靠的是臣下恭敬虔诚地听从君主,但现在那些隐居深山、攻击现实的人却声名显赫。粮仓得以充实,靠的是把农耕作为本业,但现在那些从事纺织、刺绣、雕刻之类末业的人反而富裕。名望得以树立,地域得以扩大,靠的是打仗的士兵;现在阵亡战士的孤儿却饥饿不堪,到处流浪乞讨,而那些优伶酒徒却高车大马穿锦衣绣。赏赐俸禄是用来换取民众为君主卖命的,现在有战功的人劳而无赏,而那些在君主跟前占卜、看手相、弄神作鬼、巧言奉承的人却经常得到赏赐。君主掌握法律条令是为了控制生杀大权,但现在奉公守法的人想用逆耳的忠言向君主进谏却得不到接见,而那些花言巧语、内外行奸、在社会上侥幸投机的人却经常得到晋见。根据法令直言不讳,名实相符,遵循有关规定,铲除奸邪的人,为的是帮助君主治理国家,但君主却越发要加以疏远;而那些逢迎取媚、顺从君主的意愿和欲望而危害国家的人却成了亲信。征收租税,集中民力,是为了防备国难、充实仓库,而士兵逃避耕战,躲藏起来,依附于权门贵族来偷免得役赋税,结果使君主失去了劳力,这样的人竞数以万计。拿出好的田地房屋作为赏赐,是为了鼓励士兵奋勇作战的,而一方面,那些身首异处、尸骨抛散在荒野上的战士,活着没有房子容身,死后田地还要被夺去;另一方面,有姿色的少女、没有功劳的大臣和亲信们,却挑选好的房屋和田地尽情享受。赏赐一律由君主颁发,是为了便于驾驭臣下的,但披甲野战的士兵得不到赏赐和职位,游手好闲的所谓学者却得以显贵。君主拿了这些反常现象作为教化,名声怎能不卑下,权位怎能不危险?使君主名声卑下、权位危险的人,一定就是那些不服从法令,怀有二心而专搞私学,反叛现实社会的人。假如不禁止他们的行为,不解散他们的群党,还要去尊重他们,那就是当权者的过错了。君主树立廉耻标准,是用来劝勉臣下的。现在士大夫却不以肮脏卑鄙的勾当为耻而做官,有裙带关系和私人交情的人不按官阶次第而升官。赏赐是用来使人尊贵的,但现在英勇作战的有功之士却贫贱不堪,而那些谄媚逢迎的人和优伶酒徒却得以越级做官。名号和功业相符合关系到君主的威势和尊严,然而现实是君主受到蒙蔽,近臣宫女同时弄权,各个部门都能给人定爵和提升官吏。这些反常现象表明当权者措施已经严重失当了。大臣任人为官,先与亲信密谋策划,植党营私,尽管他们不按法律行事,但赏罚大权已被臣下操纵了,结果君主地位就变得卑贱而大臣权势就变重了。

  确立法令的目的是为了废止私行。法令得以贯彻,私行就必被废止。私行是扰乱法令的罪魁。现在那些怀有二心专搞私学、隐居山林、老谋深算的士人,重则诽谤现实,轻则造谣惑众。君主不加以禁止,还要进一步用美名抬高他们,用实利提拔他们,结果就是使无功者显贵,无劳者富有。这样一来,怀有二心专搞私学的士人怎能不挖空心思、玩弄智巧和诽谤法令,去拼命追求那些和当代政治背道而驰的东西呢?大凡危害君主统治、反对现实社会的,常常就是那些身怀异心大搞私学的人。所以《本言》说:“国家安定靠的是法,国家混乱棍子在私。法立起来的话,就没有人再行私了。”所以说:倾向于私行的,社会必然混乱;倾向于法的,社会一定大治。君主不用法治,聪明的人就有违法言论,贤能的人就有违法企图。君主有法外的恩惠,下面就有非法的欲望,圣人和智者就会成群结队地制造谣言和诡辩,用非法手段对付君主。君主不严加禁止,反而对这些人大加尊崇,那就是教育下属不听从君主、不服从法令。结果就造成了贤人以显赫的名声处在高位、奸人依赖赏赐而富裕起来的现象。贤人以显赫的名声处在高位,奸人依赖赏赐而富裕起来,正因如此,君主便再也控制不住臣下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