卷十六
选举四
杂议论上
齐景公问晏子任人，对曰：“地不同宜，任之一种，责其俱生，不可得也。人不同能，而任之一事，不可责遍成。责焉无已，智者不能给；求焉无餍，天地不能赡也。”
汉哀帝初立，欲匡成帝之政，多所变动。（匡，正也。正其乖失。）时丞相王嘉上疏曰：“臣闻圣王之功在於得人。孔子曰：才难，不其然与！（才难，谓有贤才难得。）故继代立诸侯，象贤也。（象其先父祖之贤耳，非必其人皆有德也。）虽不能尽贤，天子为择臣，立命卿以辅之。（命卿，命於天子者。）居是国也，累代尊重，然后士人之众附焉，是以教化行而理功立。今之郡守重於古诸侯，往者致选贤材，贤材难得，拔擢可用者，或起於囚徒。昔魏尚坐事系，文帝感冯唐之言，拜云中太守，匈奴忌之；武帝擢韩安国於徒中，拜为梁内史，骨肉以安；（言梁孝王得免罪也。）张敞为京兆尹，免，亡命数十日，宣帝徵拜为冀州刺史，卒获其用：前代非私此三人，贪其材器有益於公家也。孝文帝时，吏居官者或长子孙，以官为氏，仓氏、庾氏则仓庾吏之后也。其二千石长吏亦安官乐职，然后上下无苟且之意。其后稍稍变易，公卿以下转相促急，又数以改更政事，司隶、部刺史察过悉劾，发扬阴私，（悉，尽也。言无大小，尽皆举劾，过於所察之条。）吏或居数月而退，送故迎新，交错道路。中材苟容求全，（不敢操持群下。）下材怀危内顾，（常恐获罪，每为私计。）一切营私者多。二千石益轻贱，吏人慢易之，或至上书章下，（依其所上之章，而下令理之。）众庶知其易危，（言易可倾危。）小失意则有离叛之心。前山阳亡徒苏令等纵横，吏士临难，莫肯伏节死义，以守相威权素夺也。（素夺，谓先不假之威权也。）孝成皇帝悔之，下诏书，二千石不为纵，（二千石不以故纵为罪，所以优之。）遣使者赐金，慰厚其意，诚以为国家有急，取办於二千石，二千石尊重难危，乃能使下。孝宣爱良人吏，（良，善也。良人吏，善理百姓者。）有章劾，事留中，会赦一解。（不即下理其事，恐为扰动，故每留中；或经赦令，一切皆解散也。）故事，尚书希下章，为烦扰百姓，证验系理，或死狱中，章文必有敢告之字迺下。（所以丁宁告者之辞，绝其相诬。）惟陛下留神择贤，记善忘过，容忍臣子，勿责以备。（不求备於一人。）二千石、部刺史、三辅县令有材任职者，人情不能不有过差，宜可阔略，（当宽恕其小罪。）令尽力者有所劝。此方今急务，国家之利也。前苏令发，（谓苏令初发起为盗贼。）欲遣大夫使逐问状，时见大夫无可使者，（谓见在大夫皆不堪为使。）召盩厔令尹逢，拜为谏大夫遣之。今诸大夫有材能者甚少，宜先蓄养可成就者，则士赴难不爱其死。临事仓卒乃求，非所以明朝廷也。”嘉因荐儒者公孙光、满昌及能吏萧咸、薛修等，皆故二千石有名称。天子纳而用之。
后汉光武时，陈事者多言：“郡国贡举，率非功次，故守职益懈，而吏事浸疏。咎在州郡。”有诏下公卿朝臣议。韦彪上议：“夫国以简贤为务，贤以孝行为首。孔子曰：事亲孝，故忠可移於君。是以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门。夫人才行少能相兼，是以孟公绰优於赵、魏老，不可以为滕、薛大夫。忠孝之人，持心近厚；锻炼之吏，持心近薄。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。士宜以才行为先，不可纯以阀阅。然其要归，在於选二千石，二千石贤，则贡举皆得其人矣。”帝深纳之。
张衡上疏曰：“古者取士，诸侯岁贡。孝武之代，郡举孝廉，又有贤良文学之选，於是名臣皆出，文武并兴。汉之得人，数路而已。夫书画辞赋，才之小者，匡国理政，未有其能。陛下即位之初，先访经术，听政馀日，观省篇章，聊以游意，当代博弈，非以教化取士之本。而诸生竞利，作者鼎沸，其高者颇引经训风喻之言，下则连偶俗语，有类俳优，或窃成文，虚冒名氏。臣每受诏於盛化门差次录第，其未及者，亦复随辈皆见拜擢。既加之恩，难复收改，但守俸禄，於义已加，不可复使理人及仕州郡。昔孝宣会诸儒於石渠，章帝集学士於白虎，通经释义，其事优大，文武之道，所宜从之。若乃小能小善，虽有可观，孔子以为致远则泥，君子故当志其大者远者也。”
魏文帝时诏曰：“选举莫取有名。名如画地作饼，不可啖也。”吏部尚书卢毓对曰：“名不足以致异人，而可以得常士。常士畏教慕善，然后有名。”其后士人多务进趋，廉逊道阙。时刘寔乃著崇让论以矫之，其辞曰：
古之圣王之化天下，所以贵让者，欲以出贤才，息争竞也。夫人情莫不皆欲己之贤，故劝令让贤以自明贤，岂假让不贤哉！故让道兴，贤能之人不求而自出矣，至公之举自立矣，百官之副亦先具矣。一官阙，择众官所让最多者而用之，审之道也。在朝之士相让於上，草庐之人咸皆化之，推能让贤之风从此生矣。为一国所让，则一国士也；天下所共推，则天下士也。推让之风行，则贤与不肖殊矣。此道之行，在上者无所用其心，因成清议，随之而已。贤人相让於朝，大才之人恒在大官，小人不争於野，天下无事矣。以贤才化无事，至道兴矣。已仰其成，复何与焉！孔子曰，能以礼让为国乎，则不难也。
在朝之人不务相让久矣，天下化之。自魏代以来，登进辟命之士，及县在职之吏，临见授叙，虽自辞不能，终莫肯让有胜己者。夫推让之风息，争竞之心生。孔子曰，上兴让则下不争也。议者佥然言，代少高名之才，朝廷不有大才之人可以为大官者。山泽人小官吏亦复云，朝廷之士虽大官名德，皆不及往时人也。余以为此二言皆失之矣。非时独乏贤也，时不贵让。一人有先众之称，毁必随之，名不得成使之然也。虽令稷、契复存，亦不复能全其名矣。能否混杂，优劣不分，士无素定之价，官职有阙，主选之吏不知所用，但按官次而举之。同才之人先用者，非势家之子，则必为有势者之所念也。非能独贤，因其先用之资而复迁之无已，不胜其任之病发矣。
所以见用不息者，由让道废，因资用人之有失久矣。故自汉、魏以来，时开大举，令众官各举所知，唯才所任，不限阶次，如此者甚数矣。其所举必有当者，不闻时有擢用，不知何谁最贤故也。所举必有不当者，而罪不加，不知何谁最不肖也。所以不可得知，由当时之人莫肯相推，贤愚之名不别，令其如此。举者知在上者察不能审，故敢漫举而进之。或举所贤，因及所念，一顿而至，人数猥多，言所举贤，加之高状，相似如一，难得而分矣。虽举者不能尽忠之罪，亦由上开听察之路滥，令其尔也。才高守道之士日退，驰走於有势之门日多矣。虽国有典刑，弗能禁矣。
夫让不兴之弊，非徒贤人在下位，不得时进也，国之良臣荷重任者，亦将以渐受罪退矣。何以知其然也？孔子以为颜氏之子不贰过耳，明非圣人皆有过。宠贵之地，欲之者多矣，恶贤能塞其路，过而毁之者亦多矣。夫谤毁之生，非徒空设，必因人之微过而甚之者也。毁谤之言数闻，在上者虽欲弗纳，不能不杖所闻，因事之来而微察之，察之无已，其验至矣。得其验，安得不理其罪。若知而纵之，主威日衰，令之不行，自此始矣。知而皆理之，受罪退者稍多，大臣有不自固之心。夫贤才不进，贵臣日疏，此有国者之深忧也。
窃以为改此俗甚易耳。何以知之？夫一时在官之人，虽杂有凡猥之才，其中贤明者亦多矣，岂可谓皆不知让贤为贵邪！直以其时皆不让，习以成俗，故遂不为耳。人臣初除，皆通表上闻，名之谢章，所由来尚矣。原谢章之本意，欲进贤能以谢国恩也。昔舜以禹为司空，禹拜稽首，让於稷、契及咎繇；使益为虞官，让於熊、罴；使伯夷典三礼，让於夔龙：唐虞之时，众官初除，莫不皆让也。谢章之义，盖取於此。书记之者，欲以永代作则。季代所用，不能让贤，虚谢见用之恩而已。相承不变，习俗之失也。
夫叙用之官得通章表者，其让贤推能，乃通其章；其不能有所让，徒费简纸者，皆绝不通。人臣初除，各思推贤能而让之矣，让文付主者掌之。三司有阙，择三司所让最多者而用之。此为一公阙，三公已先选之矣。且主选之吏，不必任公而选三公，不如令三公自共选一公为详也。四征阙，择四征所让最多者而用之。此为一征阙，四征已先选之矣，必详於停阙而令主者选四征也。尚书阙，择尚书所让最多者而用之。此为令诸尚书共选一尚书，详於临阙令主者选八尚书也。郡守阙，择众郡所让最多者而用之，详於任主者，此为令百郡守共选一郡守也。
夫以众官百郡之让，与主者共相比，不可同岁而论也。贤愚皆让，百姓耳目尽为国耳目。夫人情争则欲毁己所不知，让则竞推於胜己。故代争则毁誉交错，优劣不分，难得而让也。夫贵让则贤智明出，能否之美历历相次，不可得乱也。当此时也，能退身修己者，让之者多矣。虽贤智欲守贫贱，不可得也。驰骛进取而欲人见让，犹卻行而求前也。夫如此，愚智咸知进身求通，非修之於己则无由进矣。游外求者，於此相随而归矣。浮声虚论，不禁而自止矣。人无所用其心，任众人议，而天下自化。让可以致此，岂可不务之哉！
晋始平王文学李重又以为等级繁多，又外官轻而内官重，使风俗大弊，宜釐改，重外选，简阶级，使官久。议曰：“古之圣王，建官垂制，所以体国经野。自帝王以下，代有增损：舜命九官，周分六职，秦采古制，汉仍秦旧，倚丞相，任九卿。虽置五曹尚书令仆射之职，始於掌封奏以宣外内，事任尚轻，而郡守牧人之官重，故汉宣称所与为理唯良二千石，其有殊政者，或赐爵进秩，谅得为理大体，所以远比三代也。及於东京，尚书虽渐优重，然令、仆出为郡守，锺离意、黄香、胡广是也；郡守入为三公，虞延、第五伦、桓虞、鲍昱是也。近自魏朝名守杜畿、满宠、田国让、（国讳改称字。）胡质等，居郡或十馀年，或二十年，或加秩假节而不去郡，此亦古人苟善其事，虽没代不徙官之义也。汉魏以来，内官之贵，於今最崇，而百官等级遂多，迁补转徙如流，能否无以著，黜陟不得彰，此为理之大弊也。夫阶级繁多而冀官久，官不久而冀理功成，不可得也。虞书云：三考黜陟幽明。周官，三年大计群吏之理，而行其诛赏。汉法，官人或不真秩。魏初，用轻资以先试守。臣以为今宜大并群官等级，使同班者不得复稍迁；又简法外议罪之制，明试守左迁之例，则官人之理尽，士必量能而受爵矣。居职者日久，则政绩可考，人心自定，务求诸己也。”帝虽善之，竟不能行。
齐左仆射王俭请解领选，谓褚彦回曰：“选曹之始，近自汉末。今若反古，使州郡贡计，三府辟士，与众共之，犹贤一人之意。古者选众，今则不然，奇才绝智所以见遗於草泽也。”彦回曰：”诚如卿言。但行之已久，卒难为改也。”
梁尚书左仆射沈约论曰：“汉末丧乱，魏武始创，军中仓卒，权立九品。盖以论人才优劣，非谓代族高卑。因此相沿，遂为成法。自魏至晋，莫之能改。州都、郡正，以才品人，而举代人才，升降盖寡，徒以凭籍代资，用相凌驾。都正俗士，斟酌时宜，品目少多，随事俯仰，刘毅所云下品无高门，上品无贱族也。岁月迁讹，斯风渐笃，凡厥衣冠，莫非二品，自此以还，遂成卑庶。周汉之道，以智役愚，台隶参差，用成等级。魏晋以来，以贵役贱，士庶之科，较然有辨。夫人君南面，九重奥绝，陪奉朝夕，义隔卿士，阶闼之任，宜有司存。”
武帝天监中，约又上疏曰：“顷自汉代，本无士庶之别，自非仕宦，不至京师，罢公卿牧守，并还乡里，小人瞻仰，以成风俗。且黉校棋布，传经授业，学优而仕，始自乡邑，本於小吏幹佐，方至文学功曹，积以岁月，乃得察举。人才秀异，始为公府所辟，迁为牧守，入作台司。汉之得人，於斯为盛。今之士人，并聚京邑，其有守土不迁，非直愚贱。且当今士子繁多，略以万计，常患官少才多，无地以处。秀才自别是一种任官，非若汉代取人之例也。假使秀才对五问可称，孝廉答一策能过，此乃雕虫小道，非关理功得失。以此求才，徒虚语耳。”
鸿胪卿裴子野又论曰：“书云贵贵，为其近於君也。天下无生而贵者，是故道义可尊，无择负贩；苟非其人，何取代族。周衰礼坏，政出臣下，卿士大夫自相继及，非夫嗣嫡，犹等家臣。且徒步匹夫，见礼侯伯，轼闾拥篲，无绝於时。其后四方豪势之家，门客千数，卑身折节，比食同袍，虽相倾倚，亦成风俗。迄於二汉，尊儒重道，朝廷州里，学行是先，虽名公子孙，还齐布衣之士，士庶虽分，而无华素之隔。有晋以来，其流稍改，草泽高士，犹厕清涂，降及季年，专称阀阅。自是三公之子，傲九棘之家，黄散之孙，蔑令长之室，转相骄矜，互争铢两，所论必门户，所议莫贤能。苟且之俗成，傲慢之祸作，非所以敦弘退让，励德兴化之道也。”宋明帝聪博，好文史，才思朗捷，省读书奏，号七行俱下。每国有祯祥及行幸宴集，辄陈诗展义，且以命朝臣。其戎士武夫，则讬请不暇，困於课限，或买以应诏焉。於是天下向风，人自藻饰，雕虫之艺，盛於时矣。又论曰：“古者四始六义，总而为诗。既形四方之风，且彰君子之志，劝美惩恶，王化本焉。而后之作者，思存枝叶，繁华蕴藻，用以自通。若夫徘恻芳芬，楚骚为之祖；靡漫容与，相如扣其音。由是随声逐响之俦，弃指归而无执，赋歌诗颂，百揆五车。蔡邕等之俳优，杨雄悔为童子，圣人不作，雅郑谁分。其五言为诗家，则苏、李自出，曹、刘伟其风力，潘、陆固其枝柯，爰及江左，称彼颜、谢，箴绣鞶帨，无取庙堂。宋初迄於元嘉，多为经史；大明之代，实好斯文。高才逸韵，颇谢前哲，波流同尚，滋有笃焉。自是闾阎少年，贵游总角，罔不摈落六艺，吟咏情性。学者以博依为急务，谓章句为专鲁，淫文破典，斐尔为曹；无被於管弦，非止乎礼义，深心主卉木，远致极风云，其兴浮，其志弱，巧而不要，隐而不深，讨其宗途，亦有宋之遗风也。若季子聆音，则非兴国；鲤也趋室，必有不敦。荀卿有言：乱代之徵，文章匿采。而斯岂近之乎？”（萧子显曰：“自宋以来，谢灵运、颜延年以文章彰於代，谢庄、袁淑又以才藻系之，朝廷之士及闾阎衣冠，莫不仰其风流，竞为诗赋之事。五经文句，无复通其义者。”）
后魏孝文帝时，高祐上疏云：“今之选举，不采识理之优劣，专简年劳之多少，斯非尽才之谓。宜停此薄艺，弃彼巧劳，唯才是取，官方斯穆。又勋旧之臣，虽年勤可录，而才非抚人，则可加之以爵赏，不宜委之以方任。所谓王者可私人以财，不私人以官。”帝善之。
韩麒麟子显宗上言：“前代取士，必先正名，故有贤良方正之称。今州郡贡察，徒有秀、孝之名，而无秀、孝之实。而朝廷但检其有门地，不复弹坐。如此则可别贡门地以叙士人，何假置秀、孝之名也！夫门地者，是其父祖之遗烈，亦何益於皇家。苟有奇才，虽屠钓奴虏之贱亦用之；苟非其人，虽三后之胤，自坠於皂隶矣。或云，代无奇才，不若取士於门。此亦失矣。岂可以代无周召，便废宰相而不置哉！但当校其寸长铢重者，即先叙之，则贤才无遗矣。”
孝明帝时，清河王怿以官人失序，上表曰：“孝文帝制，出身之人，本以门品高下有恒，若准资荫，自公卿令仆之子，甲乙丙丁之族，上则散骑祕著，下逮御史长兼，皆条例昭然，文无亏没。自此，或身非三事之子，解褐公府正佐；地非甲乙之类，而得上宰行僚。自兹以降，亦多乖舛。且参军事专非出身之职，今必释褐而居，祕著本为起家之官，今或迁转以至：斯皆仰失先准，有违明令，非所谓式遵遗范，奉顺成规。此虽官人之失，相循已久，然推其弥漫，抑亦有由。何者？信一人之明，当九流之广，必令该鉴氏族，辨照人伦，才识有限，固难审悉。所以州置中正之官，清定门胄，品藻高卑，四海画一，专尸衡石，任实不轻。故自置中正以来，暨於太和之日，莫不高拟其人，妙尽兹选，皆须名位重於乡国，才德允於具瞻，然后可以品裁州郡，综覈人物。今之所置，多非其人。乞明为敕制，使官人选才，备依先旨，无令能否乖方，违才易务；并革选中正，一依前轨。庶清源有归，流序允穆。”灵太后诏依表施行，而终不能用。
薛琡为吏部郎中。先是，崔亮奏立停年之格，不简人才，专问劳旧。琡乃上书曰：“若使选曹唯取年劳，不简贤否，便即义均行雁，次若贯鱼，勘簿呼名，一吏足矣。数人而用，何谓铨衡？今请郡县之职，吏部先尽择才，务取廉平淳直，素行有闻，并学通古今，晓达理体者，以应其选。不拘入职远近，年勋多少。其积劳之中，有才堪牧人者，先在用之限。其馀不堪者，既壮藉其力，岂容老而弃之，将佐丞尉，去人积远，小小当否，未为多失，宜依次补序，以酬其劳。”书奏，不报。徐因引见，复陈言曰：“汉朝常令三公大臣，举贤良方正、有道直言之士，以为长吏，监抚黎元。自晋末以来，此风遂替。今四方初定，务在养人。臣请依汉氏，更立四科，令三公宰贵各荐时贤，以补郡县。明立条格，防其阿党之端。”诏下公卿议之，亦寝矣。
后周乐逊上疏论选举曰：“选曹赏录勋贤，补拟官爵，必宜与众共之，有明扬之授。使人得尽心，如睹白日。其材有升降，其功有厚薄，禄秩所加，无容不审。即如州郡选置，犹集乡闾，况天下选曹，不取人物。若方州列郡，自可内除。此外付选曹铨叙者，既非机事，何足可密？人生处代，以荣禄为重，修身履行，以慕声名。然逢时既难，失时为易。其选置之日，宜令众心明白，然后呈奏。使功勤见知，品物称悦。”
隋文帝开皇中，持书侍御史李谔以选才失中，上书曰：“自魏之三祖，更尚文词，忽君人之大道，好雕虫之小艺。下之从上，有同影响，竞骋浮华，遂成风俗。江左齐、梁，其弊弥甚，贵贱贤愚，唯务吟咏。遂复遗理存异，寻虚逐微，竞一韵之奇，争一字之巧。连篇累牍，不出月露之形；积案盈箱，唯是风云之状。代俗以此相高，朝廷据兹擢士。禄利之路既开，爱尚之情愈笃。於是闾里童昏，贵游总角，未窥六甲，先制五言。至如羲皇、舜、禹之典，伊、傅、周、孔之说，不复关心，何尝入耳。以傲诞为清虚，以缘情为勋绩，指儒素为古拙，用辞赋为君子。故文笔日烦，其政日乱，良由弃大圣之轨范，构无用以为用也。捐本逐末，流遍华壤，递相师祖，浇漓愈扇。及大隋受命，圣道聿兴，屏黜轻浮，遏止华伪。自非怀经抱质，志道依仁，不得引领搢绅，参厕缨冕。是以开皇四年，普诏天下，公私文翰，并宜实录。其年九月，泗州刺史司马幼之上表华艳，付所司理罪。由是公卿大臣，咸知正路，莫不钻仰坟素，弃绝华绮，择先王之令典，行大道於兹代。如闻在外州县，仍踵弊风，选吏举人，未遵典则。至於宗党称孝，乡曲归仁，学必典谟，交不苟合，则摈落私门，不加收齿；其学不稽古，逐俗随时，作轻薄之篇章，结朋党而称誉，则选充吏职，举送天朝。盖由县令、刺史，未行风教，犹挟私情，不存公道。臣既忝宪司，职当纠察。若闻风即劾，恐挂网者多，请勒诸司，普加搜访，有如此者，具状送台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