练字

  夫文爻象列而结绳移,鸟迹明而书契作,斯乃言语之体貌,而文章之宅宇也。苍颉造之,鬼哭粟飞;黄帝用之,官治民察。先王声教,书必同文,輶轩之使,纪言殊俗,所以一字体,总异音。《周礼》保氏,掌教六书。秦灭旧章,以吏为师。及李斯删籀而秦篆兴,程邈造隶而古文废。

  汉初草律,明著厥法。太史学童,教试八体。又吏民上书,字谬辄劾。是以马字缺画,而石建惧死,虽云性慎,亦时重文也。至孝武之世,则相如撰篇。及宣平二帝,征集小学,张敞以正读传业,扬雄以奇字纂训,并贯练《雅》、《颂颉》,总阅音义。鸿笔之徒,莫不洞晓。且多赋京苑,假借形声,是以前汉小学,率多玮字,非独制异,乃共晓难也。暨乎后汉,小学转疏,复文隐训,臧否亦半。

  及魏代缀藻,则字有常检,追观汉作,翻成阻奥。故陈思称∶“扬马之作,趣幽旨深,读者非师传不能析其辞,非博学不能综其理。”岂直才悬,抑亦字隐。自晋来用字,率从简易,时并习易,人谁取难?今一字诡异,则群句震惊,三人弗识,则将成字妖矣。后世所同晓者,虽难斯易,时所共废,虽易斯难,趣舍之间,不可不察。

  夫《尔雅》者,孔徒之所纂,而《诗》、《书》之襟带也;《仓颉》者,李斯之所辑,而史籀之遗体也。《雅》以渊源诂训,《颉》以苑囿奇文,异体相资,如左右肩股,该旧而知新,亦可以属文。若夫义训古今,兴废殊用,字形单复,妍媸异体。心既托声于言,言亦寄形于字,讽诵则绩在宫商,临文则能归字形矣。

  是以缀字属篇,必须拣择∶一避诡异,二省联边,三权重出,四调单复。诡异者,字体瑰怪者也。曹摅诗称∶“岂不愿斯游,褊心恶凶呶。”两字诡异,大疵美篇。况乃过此,其可观乎!联边者,半字同文者也。状貌山川,古今咸用,施于常文,则龃龉为瑕,如不获免,可至三接,三接之外,其字林乎!重出者,同字相犯者也。《诗》、《骚》适会,而近世忌同,若两字俱要,则宁在相犯。故善为文者,富于万篇,贫于一字,一字非少,相避为难也。单复者,字形肥瘠者也。瘠字累句,则纤疏而行劣;肥字积文,则黯黕而篇暗。善酌字者,参伍单复,磊落如珠矣。凡此四条,虽文不必有,而体例不无。若值而莫悟,则非精解。

  至于经典隐暧,方册纷纶,简蠹帛裂,三写易字,或以音讹,或以文变。子思弟子,“于穆不似”,音讹之异也。晋之史记,“三豕渡河”,文变之谬也。《尚书大传》有“别风淮雨”,《帝王世纪》云“列风淫雨”。“别”、“列”、“淮”、“淫”,字似潜移。“淫”、“列”义当而不奇,“淮”、“别”理乖而新异。傅毅制诔,已用“淮雨”;元长作序,亦用“别风”,固知爱奇之心,古今一也。史之阙文,圣人所慎,若依义弃奇,则可与正文字矣。

  赞曰∶

  篆隶相熔,苍雅品训。古今殊迹,妍媸异分。

  字靡易流,文阻难运。声画昭精,墨采腾奋。


译文

  《练字》是《文心雕龙》的第三十九篇,探讨写作中如何用字的问题。刘勰正确地认识到,文字是语言的符号,是构成文章的基础;所以,如何用字,是文学创作的一个重要问题。本篇所论,正以诗赋等文学作品为主,而不是泛论一般的用字问题。但本篇只论用字,不是全面论述文学语言问题,还须结合《章句》、《丽辞》、《比兴》、《夸饰》、《物色》等有关篇章的论述,才能了解到刘勰对文学语言的全面意见。

  本篇有四个部分。第一部分讲文字的起源、变化,以及汉魏以来的运用情形,最后总结出一点可贵的认识:“后世所同晓者,虽难斯易;时所共废,虽易斯难。”这种对“难”和“易”的观点,反对用古字怪字的态度,显然是辩证的、可取的。第二部分强调要善于用字,必须兼通古今兴废之变;提出了“心既托声于言,言亦寄形于字”的著名论点,扼要说明了语言文字和思想感情的关系。第三部分讲用字要注意的四点:一是不用怪字,二是不堆砌偏旁相同的字,三是衡量同字重复有无必要,四是笔画繁简的字要调配使用。这四点是针对当时创作中存在的问题而发的,有的现在看来已毫无意义。第四部分讲用字要“依义弃奇”,对古书传抄之误应慎重对待。

  本篇所论,多属形式技巧问题,虽也论及语言文字是表达思想的符号或工具,却未由此出发来论述如何用字以表达思想。但本篇反对用古字怪字,强调“依义弃奇”等,在当时是颇有必要的;特别是主张用字以“世所同晓”为准,说明刘勰并非在一切问题上是古非今,而无论崇古与尚今,都主要是从文学创作的实际效果出发的。

  (一)  文字的形成,改变了上古结绳记事的办法,鸟兽足迹的辨明,启发了文字的创造。文字是表现语言的符号,构成文章的基础。相传仓颉创造了文字,使得鬼惊夜哭,谷飞如雨;黄帝使用了文字,百官得以治理、万民得以明察。前代帝王为了传布声威教化,所用文字必须统一;帝王派出使者,到各地搜集习俗不同的语言,就是为了统一字形和字音。《周礼·地官》中讲到,周代有保氏掌管教授文字。秦始皇烧毁古代典籍之后,便以官吏为老师;于是经李斯整理籀书而产生了秦代的小篆,程邈创造出隶书又废弃了篆书。到汉初创建各种法律时,明明写上有关文字的法令:太史官对幼年学生,要考试六种字体;官吏和百姓向皇帝上书,写错了字要弹劾检举。所以,西汉石建的上书中,“马”字写漏一笔,便害怕将获得死罪;虽说石建的性情比较谨慎,也和当时对文字的重视有关。在汉武帝时期,司马相如编写了《凡将篇》。到宣帝和平帝时期,曾征召精通文字的人材:张敞因能正定古字而传授文字学,扬雄编辑了解释奇字的《训纂篇》。他们都精通《尔雅》、《仓颉》,全面掌握了文字的音义。当时的辞赋大家,无不通晓文字学。加之他们的作品大都是描写京都苑囿,常用假借字来状貌形声,因此,西汉时期擅长文字学的作家,大都好用奇文异字。这并非他们特意要标新立异,而是当时的作家都通晓难字。到了东汉,人们对文字学的研究较差,因而复杂深奥的字义,大都无人理解。及至曹魏时期的创作,用字有了一定的法度,回头再看汉人作品,反而有了障碍,难以读懂。所以,陈思王曹植说:“扬雄、司马相如的作品,意义幽深,读者未经老师传授就不能解释其辞句,没有广博的学识就难以理解它的内容。”这岂止是读者的才力不足,也由于它的文字实在深奥。自从晋代以后,用字大都讲求简明易懂,当时都习惯于简易,谁还采用难字?现在的作品,有一个怪异的字,很多句子都要受到影响;如果有三个人都不认识,那就将会成为字妖了。后代读者大部认识的字,虽是难字也不难了;大家已共同废弃不用的字,虽然不难也成为难字了。创作中或取或舍,这是不可不注意的。

  (二)  《尔雅》这部书,是孔子的门徒所编纂的,它和《诗经》、《尚书》有着密切的联系;《仓颉》这部书,是李斯编辑的,由《史籀篇》脱胎而成。《尔雅》用以解释古字古义,《仓颉》用以汇集奇文异字:两种书的作用相辅相成,就如人体左右肩或左右腿的相互配合。一个作者兼通古字而又知新义,也就可以进行写作了。至于字义的古今有别,后世普遍运用或废弃不用,以及字形繁简的配合等,都会形成优劣不同的作品。作者的思想既然寄托于有声的语言,语言又借助于有形的文字来表达,则诵其声,就看音节是否协调,观其文,就看文字是否运用得当了。

  (三)  因此,进行写作,必须对文字加以选择组合:第一要避免诡异,第二要减少联边,第三要权衡重出,第四要调节单复。所谓“诡异”,就是奇形怪状的字。如曹摅的诗中说:“岂是不愿意这次行游,只是我狭小的心胸憎恶那吵吵嚷嚷的訩呶。”“訩呶”两个怪字,就使美好的诗篇大受污损,何况超过二字,还能成为可观的作品吗?所谓“联边”,就是偏旁相同的字。描绘山川的形貌,自然古今作品都用联边字,但用于其他文章,就很不相称而成了瑕病;如果无法避免,可以连用三字,但三字以上,那就像编字典了。所谓“重出”,就是相同的字重复出现。《诗经》和《楚辞》都能恰当地重复一些字句,近代创作却忌讳同字的重复;但如果两个字都很必要,就宁可犯忌也要运用。所以,善于写文章的人,虽可写到万篇之多,有时却感到一字之缺;并不是没有这个字,而是避免重复有困难。所谓“单复”,就是字形的繁简。字形简略的字积累成句,就显得稀稀拉拉,行列单薄;笔画繁多的字积聚成文,就显得一片漆黑,篇体无光。善于用字的作者,繁简字体交错配合,就能圆转如珠了。以上四条,虽然不一定每篇文章都有,但总的体例是不能没有的;如果遇到这些情形而不明白,就算不得精通练字了。

  (四)  至于儒家经典的内容深刻隐晦,各种著述浩瀚繁富,加以简帛的被蛀或破裂,经多次抄写而改变原字,有的因字音相近而误,有的因字形相似而错。如子思的弟子孟仲子,把《诗经》中的“於穆不已”说成“於穆不似”,这就是字音相近造成的错误;晋国历史所记载的“己亥渡河”,被卫人读为“三豕渡河”,这就是字形相似造成的错误。《尚书大传》中有“别风淮雨”的说法,《帝王世纪》则说“列风淫雨”。“别”与“列”、“淮”与“淫”,就是文字相似而于不知不觉中改变的。“淫”和“列”的字义妥当但不奇特,“淮”、“别”二字于理不合却很新奇。东汉傅毅在《北海王诔》中已用过“淮雨”二字,南齐王融在《三月三日曲水诗序》中,又用到“别风”二字。由此可见,爱好奇特的心情,古今都是一样的。但对待历史上缺疑的字,圣人是很慎重的;若能本于正确意义而抛弃好奇的念头,就可以定正文字了。

  (五)  总之,篆书和隶书依次熔炼,《仓颉》和《尔雅》对文字做了全面的解释。从古到今的作者,由于运用文字的不同,其效果就美丑各异。用字为世所同晓便容易流传,为时所共废便难以运行。文字把思想表达得明白而精确,就能文采飞扬而突出。